92年,我初中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《北洋水师》,当时很流行,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见重播了。其实这个剧当时很火,也聚集了一时最好的演员参演。
陈宝国演邓世昌,陈道明演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,葛优、胡亚捷、张光北、富大龙、黄海波都有参演。
已经很多年了,印象不那么深了。但是还有一些从电视剧来的对甲午战争的印象。比如,北洋水师刚买来军舰的时候,全球第八,亚洲第一。一场甲午海战全军覆没。方伯谦后来因为临阵逃脱被处决。北洋水师的大炮上面晾着衣服,军纪很差。太后过生日的钱挪用了北洋水师的银子(我朋友油管频道《歷史衛視 History Channel》,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,做了一期视频,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来看看“慈禧真的挪用了北洋海軍軍費嗎?”)。等等。
据说后来,有些历史研究认为这个剧的有些细节有问题,我们有些对甲午战争历史的讨论也很多,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,这个剧后来就没怎么重播了。其实拍的还算挺好看的。
我一时对甲午战争也没有那么了解,也仅仅停留在泛泛的理解,当然也看了一些文章。比如后来我也知道了据说大大刺激了日本建设海军的长崎事件,印象中我上学的时候课本没讲过,电视剧《北洋水师》可能也没提起过。
今天正好看宗承灏的《历史的面孔:古代中国的生存路径与人性解读》里面,我看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。这段是1875年,日本军舰“云扬号”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后,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一段对话。他们当然是谈判善后事宜,但是针对学习西方、变革服制、尊重妇女、举借外债也展开了一段争论。算是两个政府,两个思潮的一次碰撞吧。那时候,离甲午海战的1894年还有19年,两个国家两条道路谁可以真的富国强兵,还没有定论。
我下面引用一下《历史的面孔》里面对这段对话的部分摘抄(翻译成现代汉语了):
森有礼说:“西国所学十分有用,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,其余七分仍系旧样,已无用。”
李鸿章道:“日本西学有七分否?”
森有礼回答道:“五分尚没有。”
李鸿章又问:“日本衣冠都变了,怎说没有五分?”
郑有宁(日本使馆代办)代为回答:“这是外貌,其实本领尚未会。”
李鸿章笑着摇摇头,然后道:“对于近来贵国所举,很为赞赏。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、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。”
森有礼道:“其实原因很简单,只需稍加解释。我国旧有的服制,诚如阁下所见,宽阔爽快,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,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,而于今日时势之下,甚感不便。今改旧制为新式,对我国裨益不少。”
李鸿章说:“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,其子孙应该珍重,万世保存才是。”
森有礼说:“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,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。距今一千年前,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。不论何事,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。”
李鸿章继续道:“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。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,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。现今模仿欧服,要付出莫大的冗费。”
森有礼说:“虽然如此,依我等观之,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,像贵国头发长垂,鞋大且粗,不太适合我们人民,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。关于欧服,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,虽费一点儿,但勤劳是富裕之基,怠慢是贫枯之原。正如阁下所知,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,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。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,而想要勤劳致富,所以舍旧就新。现在所费,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。”
李鸿章又问:“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,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,难道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吗?”
森有礼道:“毫无可耻之处,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。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,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。正如我们自古以来,对亚洲、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,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。”
李鸿章说:“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,只是军器、铁路、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,才不得不采之外国。”
森有礼说:“凡是将来之事,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,正如贵国四百年前(指清军入关前)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。”
李鸿章道:“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,绝不是用欧俗。”
这段两个人的对话,149年以后,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,一下子让我觉得我理解了甲午海战为什么中国会败。
李鸿章晚年自嘲自己是大清的裱糊匠。王朝透风漏雨了,他也只能用纸去糊,北洋舰船沉了,他也只能用纸去糊。他签了马关条约以后被清政府当作替罪羊,皇帝也好,臣民也好都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,说他是汉奸。
然而,凭心而论,他又是清末一等一的能臣,比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,进步了不知道多少。但是他一人之力,能挽救大清么?显然不能。
他是站在大清末年最高峰的汉人,文人,他公元1873年,创建了轮船招商局,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公司之一,也是中国少有的真正的百年以上的老企业(151年了)。对,招商银行的招商就是这个招商局的招商,招商银行就是招商局的子公司。
他甚至可以在奏章里面详述蒸汽机的原理,“镟木、打眼、绞镙旋、铸弹诸机器,皆绾于汽炉,中盛水而下炽炭,水沸气满,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,筒中络一铁柱,随气升降俯仰,拔动铁轮,轮绾皮带,系绕轴心,彼此连缀,轮转则带旋,带旋则机动,仅资人力以发纵,不靠人力之运动。”
虽然北洋水师建立以后年年拨款不足,而且经费经常被各种挪用,但是他确实建立起了水师。
虽然各种言论、各种迷信,在中国修建铁路困难重重,但是在他的努力下,中国修起了铁路。
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最高峰了,然而,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,仍旧无法跟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相比。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问题,这是整个国家意识的问题。
“甲午海战中国为什么会败?从李鸿章和森有礼的对话谈起”上的2条回复
读完后比较认可“国家意识落后”这个结论。然后我又想,国家意识落后的锅是满人的统治还是华夏文明(或者演化而来的儒家思想)呢?
森有礼回怼的好有道理,四百年前确实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服制。是不是也算一种舒适圈或者一种习得性无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