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建狂魔，世界工厂，为什么食品安全和卫生巾、日用品的质量都做不好？

一、卫生巾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存在安全隐患

我相信大家对最近的新闻都有所耳闻。前些日子刚出现的报道中显示，国内许多卫生巾品牌在质量上存在各种问题，包括原料、尺寸以及安全标准等。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，因为卫生巾并不是一个完全廉价或低端的产品。虽然市场上既有便宜的款式，也有价格较高的高端产品，但如果很多产品都出现质量问题，这就非常夸张了。

我跟人聊天时，有人提到这个新闻。有个男的就说：“我又不是女人，卫生巾的事我也不懂，也不太关心。”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听到就狠狠批评了他，作为男性，可能难以真正理解女性对卫生巾这种必需品的需求和感受。但是人应该有同理心。

男人也有自己的需求，也需要吃饭，卫生巾问题躲过去了，食品安全可以躲过去么？

前段时间，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和工业油的新闻，刚刚平息。

不断的，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的新闻都会进入我们的视野。自助餐里可能被下药，防止你多吃。某饭馆里则提前下药，防止客人闹肚子。

还有各种来路不明、味道古怪却便宜的肉类，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。还有多年前就引发热议的地沟油。

但是与此同时，我们又在另一类新闻里听到另一个极端：

我们已经造出了几艘航母、我们的航母又有技术突破，我们的某种战斗机在珠海航展上大放异彩。我们还被称为世界工厂，全球随处可见“中国制造”，虽然贸易战不断，但我们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却又创新高。

这些新闻拼在一起，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图景。

二、如何理解矛盾的信息

我一直试图理解这个世界。老实说，这几年我收到的信息五花八门，有时也很迷茫，需要去思考：为什么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会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？

一方面，我们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能在贵州、云南的大山间建造世界级的大桥，在港珠澳间架起宏伟的跨海大桥。一边我们可能吃到有问题的肉，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地铁网络不断扩张，让出行更加便捷。这些信息中充满矛盾：疫情后中国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？有的人发现有的商场门可罗雀、半废弃状态；可在另一些地方，周末餐厅依然座无虚席。

这让人困惑：经济究竟是蒸蒸日上还是衰落？我做这个视频部分原因是因为最近卫生巾、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，促使我开始反思这些现象。我也开始反思我们的基建、世界工厂地位和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，以及大量出口到国外的产品。尽管中美在打贸易战，但外国人仍大批量地使用中国产品。这背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？这些矛盾背后的核心何在？

经过反复思考，我得出了两个比较大的结论。

三、分配结构是内需不足的根源

第一个结论是：我们的分配结构存在严重问题。这是有数据支撑的，绝非空穴来风。国家的GDP是由人民创造的，但GDP在劳动者与消费者、建设与管理之间究竟如何分配？这个比例直接影响到每个人。

当分配失衡，人们拿到手中的钱少，消费就不足。内需不足的根源往往不是老百姓“不想消费”，而是“没能力消费”。人的消费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但若收入低、生活压力大，就只能选择更廉价更低质的产品。当社会分配更多地倾向基建、军事、政府管理，而不是人民的收入与福利，老百姓自然无法支撑起更高层次的消费。

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的工资只有3000元，那么日常消费必然捉襟见肘。不管政府投资了多少基建项目，如果普通人手里没有足够的钱，他们就只能去购买便宜的食品、便宜的生活用品，自然也无法对这些产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。

从经济刺激政策来看看分配问题就更直观。一些国家在危机时发放消费券，直接给老百姓钱，促进内需。而在中国，过去的做法往往是投入基建，如“四万亿”计划把钱投进房地产，结果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。分配的导向决定了民众的处境，也决定了他们无法轻松升级消费水平。这就是导致许多劣质产品仍有市场的深层原因。

四、监管缺失背后的经济学逻辑

第二个结论是监管缺失。谈到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，我们总会提及监管不力。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监管问题本质上也是“钱”的问题。如果政府把大量税收投入到昂贵的航母、基建、补贴特定产业，而没有为食品安全部门提供足够的检测设备、人员编制和技术培训，那么监管自然难以落实。

同理，如果没有充足的预算来提高市场抽检频率、引入更先进的检测仪器或雇佣更多合格监管人员，食品和日用品质量很难上去。假设政府清廉无比，但资源有限，无法在所有领域都做到面面俱到。当资源向特定产业倾斜时，其他环节就可能乏人问津。

腐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监管难题。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某些不当行为存在，又不投入足够资源来反腐和公开监管信息，那再多的口号和处罚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食品、日用品的安全现状。

总而言之，监管不到位、品质下降都是钱的问题：钱被花在什么地方？是先进的检测仪器和监管体系，还是宏大的基建和军事项目？是教育与医疗的改善，还是给予大型企业补贴？分配方式的倾斜与失衡，使得本该用来保障民生的资源无法真正落地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

五、消费降级与社会结构性问题

当普通人手里的钱有限，就只能选择更便宜但质量难以保证的产品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竞争愈发激烈，就会不断有厂家降低成本，甚至造出伪劣产品。劣质卫生巾和不安全食品就这样进入市场。这些都是消费降级的体现——当内需不足、分配不均、监管不力、腐败难除，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就下沉了。

回想改革开放初期，许多人连卫生巾都难得一用，食物供应也并不丰富。随着经济发展，人们有更多选择，但若分配不公、监管欠缺、福利不足，消费者仍被迫在较低质量的消费水平中徘徊。哪怕有些领域欣欣向荣，比如电动车产业的崛起和高铁、地铁网络的发展，但民生安全与品质却未同步提升。

在此背景下，人们自然会困惑：中国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？不论是经济增速还是消费结构，都呈现出某种矛盾状态。只有当分配更加合理，人民实际得到的收入与社会福利提高，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和品质提升，让基础生活用品的安全和质量得到真正改善。